引入TOPSIS法的风险预警模型能提高模型的预警准确度吗?——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样本选取2011年和2012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中因财务困境陷入ST的公司和按照1:2比例配比的正常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的30个财务指标以及股权结构、管理结构、公司所在地的8个定性指标,以2011年的样本作为训练集,2012年样本作为测试集,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传统预警模型和引入TOPSIS法后的二重分类模型。结果表明,引入TOPSIS法后构建的Logit模型能显著提高模型的预警准确度:对ST公司的预警准确度能提高18.5%,对样本总体的预警准确度能提高11.1%,这说明二重分类法可以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模型。     

基于样本集的区间数灰靶分类决策模型及应用

基于灰靶思想的不确定背景分类决策问题分析,本文提出了区间数灰靶分类决策模型。该模型将灰靶决策拓展到决策信息为区间数的情况,提出了区间数的靶心距测度方法;根据靶心距提出了灰靶分类决策中的靶心分类临界值设置方法;以决策对象的靶心距与临界值之间的偏差总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指标权重和分类临界值的确定模型;依据求解的权重与分类临界值对决策对象集进行分类评价。算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以很好地解决决策对象众多、分类数不确定等特性的多属性分类决策问题。     

中国燃油期货市场的VaR与ES风险度量

近年来,我国燃油期货市场取得快速发展,但有关该市场波动特征和风险状况的研究却非常缺乏。以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油期货价格指数为例,分别在多头和空头两种头寸状况以及5种不同分位数水平下,运用条件覆盖检验、非条件覆盖检验等后验分析方法,实证对比了不同风险测度模型对VaR和ES两种不同风险指标估计的精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燃油期货市场的风险测度估计中考虑国际燃油价格波动因素有助于获得更为精准的风险测度精度;在综合考虑了模型对价格变化动力学的刻画效果以及对极端风险的测度精度等因素后,FIGARCH_CST-SST模型是一个相对合理的风险测度模型选择。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连锁董事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内在机理视角的探讨

本文按照中观、微观、个体的逻辑分析思路,分别从连锁董事网、公司董事会和连锁董事的个人行为特征这三个层面来解析连锁董事产生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认为连锁董事网的嵌入性影响着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协调控制能力和环境应变能力;连锁董事的引进可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影响着董事会的战略参与与功能整合;而连锁董事个人的行为动机与个人能力将会约束其治理效应的发挥.从而表现为网络镶嵌、公司行为与个人动机的有机结合与共同作用.本文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4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构建时刻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连锁董事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公司所处连锁董事网的规模、公司的网络中心度以及连锁董事所担任的董事数目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连锁董事比例的治理效应没有得到确定性验证,而连锁董事的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在任职特征及网络嵌入性上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基于LISREL的社区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

社区服务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在城市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愈益显著,社区功能明显增强,社区服务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提高社区服务公众的满意度,对于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以顾客满意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社区服务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并以实证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与保有量影响研究: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与产品差异化

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员工满意指数测评方法及其管理策略研究——以某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为例

员工满意度是保证用户满意的基础,员工对企业的满意指数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员工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阐述影响员工满意的因素和产生的效应,提出员工满意指数结构模型,给出模型中隐变量相对应的观测变量以及描述模型中各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区分员工满意度的内在报酬因素和外在报酬因素,采用薪酬组合/员工满意度状态管理方格衡量员工的不同满意度状态,实现员工满意状态的动态管理;制定提高员工满意度的P-D-C-A-R五步循环措施,在管理实践中指导企业提高员工满意度。通过对某石油机械制造企业的实际调查,运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员工满意分析,得到隐变量相关关系曲线和影响员工满意的主要因素,并对企业进一步持续改进员工满意管理策略提出相应建议。     

Power imbalance and value creation in joint ventures

Joint ventures (JVs) often do not create expected value due to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partners. Despite the fact that JV partners are embedded in relational constraints, prior research has largely relied on economic reasoning by focusing on equity ownership difference between JV partners as the main source of power imbalance. We extend prior research to also consider important relational factors represented by repeated ties between partners and network opennes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status difference and network status difference as two additional dimensions of power imbalance.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wnership power imbalance by itself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value creation. However, value creation is facilitated when there is ownership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partners with more repeated ties. In contrast, value creation may be hindered when JV partners with unequal ownership are embedded in more open interfirm alliance networks. Furthermore, value creation is facilitated if JV partners that have unequal ownership also have network status power imbala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基础研究与中国产业技术追赶——以高铁产业为案例

传统的技术追赶观点拘泥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知识追赶思维,但是基础研究在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中国也习惯于集合国家层面的宏观需求对基础研究进行自上而下的资助,往往忽视了产业需求引致的基础研究也是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对高铁产业需求引致基础研究的过程进行深度研究,构建了产业需求引致基础研究的四阶段演进过程。研究结论表明:产业需求引致的基础研究模式是一种点对点技术创新的管理模式;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需求对基础研究有积极贡献;探究国外已经成熟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仍然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政府创造出的大规模和一体化的市场为产业介入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支撑。